一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毕业的青年学生，由最初希望通过仕途寻求解决社会不公现实的办法，到受不了体制内的气氛而下海经商。从此，作为理想主义商人的平治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范坤芳，开始通过商道寻找那个梦想中公平而富强的中国

  我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生长在农村，但我从没想过要与农田打一辈子交道。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是班上的尖子生。用别人的话说，我天生就是上大学的命。但在恢复高考之前，在那个要靠推荐才能上大学的年代，以我的家庭背景只能留在家里干农活。

  尽管那时候我还小，但是已经看到了社会的很多阴暗面，我的人生态度几乎是绝望的。我的内心有一种天然的改变现状的冲动，也希望国家能够走向公平和强大。

  恢复高考后，我就像一个常年饥渴的人看到了水源，对学习充满了激情。1980年我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大学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外面世界的窗户，也唤醒了我内心中改变社会现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热情。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首先想到的实现梦想的方式大多数都是从政，希望自己能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那时我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要比现在的青年人高很多。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难相信我们当时最大的梦想是要做最大的官——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

  我一直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没有问家里要一分钱，很多花费由国家包揽。那时候，我们对于毕业后的个人安排没有太多打算，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成为栋梁之才，毕业后如何报效祖国。

  怀揣从政报国的梦想，1987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制造系的机械制造专业研究生毕业后，选择进入老家山东济南汽车厂工作。当时我们山东和济南的很多大官都是从这个工厂走出去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山东政坛的“黄埔军校”里开始个人仕途。

  当时我是厂里18000员工里唯一的研究生。厂领导让我随便挑部门，我选择了在山沟里的总装备科。到那之后，我经常听到负责售后服务的同事抱怨我们的车存在质量问题，于是我就到厂里去调查，发现大部分的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改善生产工艺或者提高管理来解决。于是我找到厂领导反映问题，领导对我很客气，但是没有任何下一步的动作。眼睁睁地看着问题就在那里，而且解决问题不会花费太多代价，但是你却无能为力。我开始对这样的体制感到失望。

  当我在体制内郁郁寡欢的时候，体制外的改革开放正风风火火地展开。我开始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国家主席和总理。我的梦想也开始改变，觉得自己很难在体制内发挥作用，不太适合从政。与其空耗时间，不如到外面去找一个全新的舞台，艰苦点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让我发挥力量就行。这样的舞台不一定只存在于体制内，体制外同样有很多有效的组织平台让我发挥作用。

  1989年初，我离开这家国营大厂，放弃从政梦想，开始了新的征途。那时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在北航的师兄张征宇也创办了一家名叫四达的公司。于是我加盟进去，作为四达济南分公司的负责人，为他开辟济南市场。

  1995年年初，我离开四达公司，注册了北京平治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对于我离开四达的原因，流传着很多版本，其实原因很简单，四达实际上是一家集体企业，后来在股份的问题上难以厘清，这个企业一度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这种混乱的产权让我最终选择离开。

  1998年3月，我发现了掌上电脑的商机，正当我准备开始大规模发展这一业务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师兄张征宇也在研发掌上电脑，而且很快就要做出来了。张征宇告诉我，他想创建一家股份制的新公司来运作掌上电脑业务，希望我能够参与进去。

  考虑到我单独做得从零开始研发，不如与张征宇合作开发，于是我欣然答应加入这个公司的组建，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恒基伟业。进入恒基伟业后，我将自己的工厂委托给别人经营，但经营的一直不好。在我进入恒基伟业快一年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工厂彻底关闭，只保留了几个研发骨干。但由于在管理理念上的不同，再加上我个人对于制度建设的偏爱，我最终离开恒基伟业，选择再次创业，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平治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前，平治东方的研发拐点已经到来，开始进入投资回报期。在车载电话上，今年我们将会有很好的回报。包括我们中标的农业部1500万智能识读器项目，今年也将给我们带来较好的回报。目前我也正在做一些股权方面的重新安排，为上市做准备。

  在我离开恒基伟业之前，我就知道我解散自己的研发团队并关闭工厂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我做了很严厉的自我批评。一个企业家做事情不能够光靠兴趣，而是要考虑企业的发展。现在我经常跟别人说，不要轻易终止你的积累，一旦你从零开始你会很艰难。

  我进入恒基伟业是弊大于利。我是一个内心黑白分明、比较维护原则和游戏规则的人。大家可以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游戏规则一定要制定得严格一些。我以前只觉得一个理想中的好的国家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但在恒基伟业上的失败，让我对于制度建设之于企业的作用理解得更为深刻。

  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给《北京晚报》写信，反映大学生洗衣服时浪费水的问题。而大学毕业后经历的几次政治事件，让我开始意识到光靠呼吁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要被每个人当作原则和常识来遵守。无论是否做企业，一个人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现在我基本不考虑政治上的梦想，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我现在想做的是尽自己的本分把企业做到卓越。

  我是范仲淹的后代，天生的忧国忧民者，我最担心的是体制和制度一旦不能顺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成为社会成功的绊脚石。尤其是对做企业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一个伟大的社会和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制度，只有伟大的体制，这个国家才有可能长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和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们这批企业家，对于社会的推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社会的推动依靠的不是某个时代的某个群体，依靠的是每个时代的优秀热血青年为之奋斗。而从商是一条很好的道路。

  我们创业的时候，中国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这个变化带来了很多机会。现在中国政治稳定，制度越来越完善，年轻人要想创业就必须学会资源整合，单枪匹马下海经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很多人指责“80后”一代缺乏信仰和理想，将他们称作拜金主义者。其实只要社会制度足够严密，它就能够把人性里恶的一面排除掉，只要每个人的财富是合法取得的，拜金就不应该是贬义词。

  在我看来，现在政府最需要是培养“80后”一代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如果把国家也看作一个大的组织，塑造组织文化是政府的事，社会责任感是可以培养的。美国人很拜金，但是美国人也很爱国，美国的精英选择担任低薪水的总统职务，这就是美国精神的体现。现在我们也需要一种中国精神。

  ◎ 您最崇拜或者树为榜样的人是谁？为什么？

  范坤芳：最崇拜的人是孙中山和邓小平。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在于不管多么困难，他能够把目标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之所以崇拜邓小平，是由于他真正让中国走向了富强。邓小平是很现实的人，如果不是邓，中国能否走到今天很难说。有人总是抱怨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希望采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几百人可以忍着饥饿排队买面包，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只能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 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您认为中国重新崛起，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范坤芳：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是中国人自身的优势。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勤奋而聪明，身上蕴藏了非常巨大的潜力，只要给他们一个好的体制和平台，中国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现在就看这个国家的制度能否让这个国家人民的勤奋和聪明发挥出来，一旦发挥出来，锐不可当。

  ◎ 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的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范坤芳：“人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定力。”以前上学的时候冬季越野长跑，中途真想放弃，可那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林肯，于是就坚持下去了。要干大事，就要学会坚持。

  ◎ 请您向《商务周刊》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范坤芳：我看过很多书，比较喜欢的有《孙中山详传》、《富甲美国》和《朝鲜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我已经送过别人几十本了。我觉得《朝鲜战争》能让人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当时那么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与世界头号强国率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里面可学的东西太多了。